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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道明谈契诃夫:他生活在19世纪,思想属于20、21世纪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童道明 时间:2019年06月30日 字体:

【编者按】2019年6月27日上午9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2岁。

童道明是中国戏剧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本文为他所撰写的《契诃夫小说全集》前言。

童道明

契诃夫有无数的知音,《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1899-1977)应是其中较有公信力的一位了吧,这位美籍俄裔作家曾向普天下的读者进言:“我诚心诚意地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

读过好书之后“陷入遐想”,这是阅读的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知道一些杰出的读者,在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之后是如何“陷入遐想”的。

高尔基说:“阅读契诃夫的小说,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忧郁的秋日。”

曹禺说:“读毕了《三姐妹》,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

契诃夫与其他的19世纪俄国文豪的不同,是他的作品派生出了一个“契诃夫情调”的文学概念。高尔基和曹禺读了契诃夫作品之后的遐想与感悟,恰恰给我们掀开了一点“契诃夫情调”的面纱。

其实,契诃夫本人就曾把“秋天”和“忧郁”联系到了一起的。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里,就有这样一句:“那是八月间的一个忧郁的夜晚——说忧郁因为已经有了秋天的气息。”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契诃夫情调”,就是一种略带忧伤的美。千千万万的有审美感应力的读者自然是会欣赏这样的文学情调的。

然而,契诃夫也有“怒目金刚”式的作品的,如《第六病室》。有良知的好端端的人,竟被关进监狱般的“第六病室”了。少年列宁读了这篇小说后也产生了“遐想”,以为自己也被关在这所监狱里了。

刚刚提到了《带阁楼的房子》,读过这篇小说的都记得结尾那一句:“米修斯,你在哪里?”这一句略带忧伤的抒情的问语,立即能唤起读者对于一个可爱的人物命运的遐想。当然还要思索我们的生活,思考我们应怎样生活得更合理……

契诃夫有篇并不出名的小说《谜样的性格》(1883)。一个作家听一个美女讲她的奇怪的身世:她渴望着过幸福的生活,但却两度嫁给了富有的糟老头。作家听了她的故事后,“叹了口气,带着心理专家的神情沉思起来”。

当然,读者读了同样是契诃夫创作于1883年的小说,如《一个官员之死》《胖子与瘦子》,也会“叹了口气,沉思起来”的。

纳博科夫在一篇随笔中说:“我似乎是与契诃夫坐在同一条船里,我喜欢这样的并肩相伴。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垂钓,而我在欣赏水面上飞舞的蝴蝶。”

多么浪漫而又令人神往的“遐想”!只有像纳博科夫那样的天才读者,通过阅读契诃夫,在心灵上与契诃夫接近了,接近到了可以产生与他“并肩相伴”、“同船过渡”的“遐想”。

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话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学着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

有个实际的事例可以说明契诃夫对于简洁的追求。

1886年契诃夫写了篇小说《玫瑰色的袜子》。小说主人公索莫夫娶了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并不介意。“怎么的?”索莫夫想,“想着谈谈学问上的事儿,我就去找纳塔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很简单。”但《花絮》主编列依金发表这篇小说时,自作主张在小说结尾处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关于学问上的事儿,我可以跟男人们聊聊。他做了最后的决定。”尽管列依金是契诃夫的恩师,但契诃夫还是用幽默的口吻写信去表示了异议:“您加长了《玫瑰色的袜子》的结尾,我不反对因为多了一个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为,这里与男人不相干……这里说的仅仅是女人的事……”

契诃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说不少是开门见山的。

像《胖子与瘦子》(1883)——“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

像《牵小狗的女人》(1899)——“听说,海边堤岸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个牵小狗的女人。”

《牵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的一个少有的写爱情的小说,但小说里见不到一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相亲的场面,契诃夫只是告诉我们:“只是到了现在,当他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写两个人分手之后的长相思,也写到了幽会(但没有用笔墨去描摹幽会的浪漫场面),而小说的结尾一句也是能让读者与两个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过一会儿,就会找到办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距离幸福的目的地还很遥远,最复杂和困难的路程才刚刚开始。”

说契诃夫式的“简洁”,我还想拿小说《阿纽塔》(1886)作例。阿纽塔是学生公寓里的一个女佣,二十五岁光景,她服侍的对象是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从地听从这位大学生的使唤,还“与他同居”。这天,克留契科夫已经动了将要辞退阿纽塔的念头,说:“你要知道,我们早晚要分手的。”而在这之前,契诃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纽塔的生活“前史”:

“在这六七年间,她辗转在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这样的大学生,她已经交往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

我读到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怅,同时也被契诃夫的简洁的笔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纽塔之前侍候过的五个大学生的面影,又由那五个大学生的行状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间”后也会把阿纽塔忘得一干二净。

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念书的时候,契诃夫就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笔名,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东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学者把这契诃夫初登文坛的时期称为“安东沙·契洪特时期”。而且研究者们都倾向于把《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变色龙》(1885)、《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视为众多幽默小说中的杰作。

契诃夫是怀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诉求踏上文坛的呢?这可以从他的两封书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诃夫给弟弟米沙写信说:“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

一个小小“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个“一看见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诃夫还发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当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为在《一个官员之死》之前发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读的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佳作。

这个幽默作品写一个十四品文官是怎样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现在全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扬全国了!”

而这位官职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为什么才名字上报的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一桩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而名字上了报纸的社会新闻!

后来契诃夫在小说《灯火》(1888)里,也通过一个细节描写,对“小人物”不甘心当“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悯笑的展示——“……还有一个叫克罗斯的人,想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以至于使出狠劲,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园亭子栏杆上刻进去一寸深。”——这是俄罗斯式的“到此一游”。

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能从契诃夫的这些幽默小品中,“听到他因为对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怜悯而发出的无望的叹息”。

“契诃夫小说选”的选家一般都不会漏掉《一个官员之死》等幽默小品名篇,我想除了它们的幽默品质、思想力度外,也因为它们可称契诃夫的简洁文笔的典范。

举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官员之死》作例。

在所有的幽默小品中,《一个官员之死》是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打喷嚏总归不犯禁的”,但这个名叫切尔维亚科夫的小官,“在一个美好的傍晚”去看戏,因为打了个喷嚏,而惹了大麻烦。因为他怀疑唾沫星子可能喷到了坐在他前面的文职将军的身上,于是前后五次陪着小心,惶惶不安地向将军做出解释,赔礼道歉,而被这个小庶务官的反复赔罪搞得不耐烦的文职将军,终于铁青了脸向他大吼一声“滚出去!”而小官员听了这一声“滚出去”之后,“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小说的结尾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却凸现了这个小官员之死的荒诞意味。

此外,契诃夫并没有在这个小官员的外部形态上花费笔墨,他的胆小怕事的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也是通过人物本身的性格化的动作与言语加以展示的。

库列晓夫教授所著《俄国文学史》(1989)里,在契诃夫生平年表中,专门开列了“1886年3月25日”这一条:“德·格利戈罗维奇致契诃夫的著名信件,热情赞扬他的才华已经远远超出新一代作家群体。这是契诃夫天才的‘发现’。”

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是与别林斯基同时代的文坛前辈,他读了契诃夫的《猎人》(1885)异常兴奋,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说《猎人》已有屠格涅夫小说的味道,但在赞美契诃夫的非凡天赋的同时,也希望他要严肃地对待创作,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天赋。

契诃夫接到信后立即于3月28日给这位文坛长辈写了回信,信的开头可以想见契诃夫当时的受宠若惊的激动:

“我亲爱的、深深敬爱的佳音使者,您的来信像闪电一样震动了我。我激动得几乎要哭泣,现在我的心灵也还不能平静。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来报答您,就像您抚慰了我的青春,但愿上帝将安慰您的晚年……”

契诃夫的确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了格利戈罗维奇的眷顾,他决定不再虚掷光阴,无谓地消费才赋。很可注意的是,他在接到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之后不久,写了一篇题为《天才》的小说。

这篇小说发表在1886年6月的《花絮》上,写了三个画家朋友的争论,但紧接着契诃夫写了一段不无感慨的警世之言:

“如果听一下他们讲的,那么前途啦,名望啦,金钱啦,他们已经都到手了。他们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光阴荏苒,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吃掉别人很多面包,自己的工作却还没有做出一点成绩。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三人都受一条铁面无情的规律约束,根据这条规律,一百个大有希望的新手只有两三个能够出人头地,其余的一概成为废品,扮演着炮灰的角色而消灭得无影无踪。”

19世纪后叶的俄罗斯,休闲类的幽默刊物林立,吸引了众多初登文坛的文学青年,但从这些数以百计的“新手”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的也就是契诃夫一人。契诃夫获得成功的奥秘就是及时地转移了创作的方向——从幽默文学转向严肃文学。著名文学评论家霍达谢维奇(1886—1939)在契诃夫去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篇《论契诃夫》的文章,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契诃夫的“文学转型”:“契诃夫像是用一只既柔和又严厉的手掌摸到了安东沙·契洪特的脸上,说:‘别做怪脸了!别再调皮了!’

“在这只手掌的调教下,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最后变得非常的忧伤。……契诃夫终于从一个幽默作家变成了一个抒情作家,但继续以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在完善自己的写作技巧的同时,契诃夫同时也改变了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内在的关系。起初他把他们表现为庸人,继而把他们表现为怪人,后来把他们表现为普通人,再后来开始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最终对他们怀抱起巨大的爱。而他们以同样的爱报答他:契诃夫的俄罗斯热爱契诃夫,文学人物向自己的作者鼓掌致谢,之所以要感谢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抒情诗为他们的存在做了辩护……”

霍达谢维奇所说的契诃夫“从一个幽默作家变成了一个抒情作家”,也就是契诃夫从安东沙·契洪特回归到了他契诃夫自身。这转折的一年就是1886年。

但“转折”的端倪在1885年就能发现了。像前边已经提到过的《猎人》。一个村妇对她的“猎人”丈夫的无望的苦恋与等待,是能让人在心中生出惆怅来的。而《哀伤》(1885)的调子就更加忧郁了。这篇小说通篇说的都是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的“哀伤”:他与老婆生活了四十年,但从来没有好好地相亲相爱地生活过,现在老婆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他多么希望“再从头生活一回”,于是,“哀伤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请自来地钻进镟匠的心里”了。

1886年,契诃夫写了一个像童话一样美丽的小说《玩笑》。那个名叫纳嘉的少女,为了能再次在风中听到“纳嘉,我爱你”这声神秘的呼唤,冒死从山顶向深渊滑去的少女,真是水灵得可爱。《玩笑》和1888年的《美女》说明契诃夫开始用心抒写女性之美了。

1886年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苦恼》。

《苦恼》的题辞引自《旧约全书》:“我拿我的烦恼向谁诉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刚刚死去了儿子的马车夫姚纳,想把他的丧子之痛讲给别人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诉说,最后,这位马车夫不得已,只好把他内心的痛苦讲给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这个出乎意外的结尾,当然也显示了契诃夫的幽默才华,但这个含有眼泪的幽默已经与他早期创作的供人解颐的幽默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苦恼》的价值主要还不是在于它表现了马车夫姚纳的苦恼,而是在于通过无人愿意倾听姚纳的苦恼这一事实,昭示了一个最令人苦恼的人间悲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主题。而19世纪的契诃夫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触及了这个现代文学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属于20世纪。

自《苦恼》开端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题旨,后来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一再重复,成了成熟的契诃夫创作的一个潜在的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是不断深化着的。如果说,在《苦恼》中,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来自人不肯与别人进行交流(别人不愿意听马车夫姚纳诉说他的丧子之痛),那到了后来,契诃夫想告诉我们:即便是存在着交流,甚至在充分的交流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隔膜,互相无法在心灵上沟通起来。

1886年,契诃夫也写有一篇幽默小说《一件艺术品》,在这个精致的小品中,契诃夫也用幽默的手法,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而契诃夫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对于人生困顿的洞察力,使他的创作更具有时代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赞同德·斯·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发表的一个观点:“在表现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隔膜和难以相互理解这一点上,无一位作家胜过契诃夫。”

契诃夫1887年写的小说里,《信》值得拿出来专门说一说。

《信》得到过柴可夫斯基的激赏。这位作曲家读过《信》后给他弟弟写信说:“契诃夫在《新时报》上登的那篇小说昨天完全把我征服了。他果真是个大天才吧?”

这篇小说是围绕着一封“信”展开的。执事留彼莫夫的儿子彼得鲁希卡在外边上大学,有行为不检点的过失,执事便去央求修道院长写封信去教训教训儿子。修道院长写了封言辞十分严厉的信。神父看过信后劝执事别把这封信寄走,说“要是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能原谅他,谁还会原谅他呢?”经神父这么一劝,执事开始思念儿子,“他尽想好的、温暖的、动人的……”最后便在修道院长写的“信后面添了几句自己的话”,而“这点附言完全破坏了那封严厉的信”。

契诃夫用灵动的笔触,把执事留彼莫夫的心理活动及深藏在心里的父爱描写得既真实又生动。

“书信”也每每出现在契诃夫的其他一些小说里。试看小说名篇《万卡》(1886):九岁的万卡在一个鞋铺当学徒,备受店主欺凌,便给乡下的爷爷写信求救:“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带我回家,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但万卡在信封上写了“寄交乡下的祖父收”,是一封注定无法投递的死信。这让读者读后怆然有感,知道在契诃夫的幽默里是闪动着泪光的。

《第六病室》(1892)也是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代表作。“书信”是在小说尾声出现的。此刻,拉京医生已经处于濒死状态——“随后一个农妇向他伸过手来,手里捏着一封挂号信……”

这封没有展读的神秘的挂号信的内容,想必也应该和正直的拉京医生的思想相吻合的吧。

拉京医生在小说里发表了不少激愤的言辞,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一句:“您(指无端被关在‘第六病室’的智者伊凡·德米特里奇)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

19世纪俄国文坛有两大奇观——托尔斯泰的日记和契诃夫的书信。

契诃夫留下了四千多件信札,占了他全部文学遗产的三分之一强。在契诃夫的书信里有他的真心情和大智慧。

在柴可夫斯基喜欢的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有同样是发表于1887年的《幸福》。这篇小说写两个牧羊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和一个管家在一个草原之夜的幻想——对于幸福的幻想。而在契诃夫的描写中,草原上的天籁之音成了诗一般的交响:

“在朦胧的、凝固似的空气中,飘荡着单调的音响,这是草原之夜的常态。蟋蟀不停地发出唧唧声,鹌鹑在鸣叫,离羊群一里开外的山谷里,流着溪水,长着柳树,年轻的夜莺在无精打采地啼啭。”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一位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875—1943),也是契诃夫作品的崇拜者,他的研究者说,最让这位作曲家倾倒的,是“美妙的契诃夫的音乐性”。

最早指出契诃夫作品的音乐性的,是俄罗斯戏剧家梅耶荷德,他曾称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像柴可夫斯基交响乐”。

当然,音乐性不仅来自声响,同样也来自张弛有致的节奏,甚至来自有意味的无声的交响。请看《幸福》是如何结尾的:

“老人和山卡(即两个一老一少的牧羊人——引者)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契诃夫真正名扬俄罗斯文坛,是从1888年开始的,这一年他因为小说集《在黄昏中》而获得普希金文学奖。

而1888年最重要的,也是得到了广泛好评的小说是《草原》。诗人普列什耶夫读过《草原》,立即给契诃夫写信说:“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它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诗意盎然,柯罗连科也有同感。”

柯罗连科(1851—1921)是契诃夫敬重的名作家,如果他也喜欢《草原》,就可以想见这个作品的影响力了。而且契诃夫自己也看重《草原》,认为这是一篇他迄今写得最尽心力,也是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

在契诃夫的笔下,大自然是有灵性的,有性情的:

“……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田凫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

“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悲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从最后一节引文里,已经可以听到契诃夫的叹息声,那是因为如此美丽的草原竟然“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契诃夫是在感叹“美的空费”。也是在1888年,契诃夫写了篇题名《美女》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主体,这个“我”在一个闭塞的穷乡,在一个偏远的小站,见到了两个“美女”,心中竟也产生了“美的空费”的感喟,以至于“在春天的空气里,在夜空中,在车厢里,都笼罩着一片忧伤”。

契诃夫说《草原》的主题是“人与自然”。这里的“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三个小说人物——商人库兹米巧夫,神父赫利斯托佛尔和商人的侄儿叶果鲁希卡,坐着马车在草原上穿行一路,最终二人把九岁的孩子留在一个城镇上学。临别时神父对孩子说“要好好念书”,而“叶果鲁希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小声对他说:他再也不会见到这老人的面了”,“叶果鲁希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熟知的一切东西要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的永远消失了……”

但《草原》的整个调子还是如诗一般的温存的,对美丽草原的欣赏也能净化人心,尽管也有伤感,也有离别,也有生命的神秘。

写过《草原》和《美女》之后,契诃夫于1888年10月20日,与一位作家分享他的写作经验:“应该这样来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的。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此后契诃夫还不止一次地说起“自由”对于作家的意义。

另一位欣赏《草原》的俄国作家,是迦尔洵(1855—1888)。但在迦尔洵对《草原》发出赞叹之声不久,就在一次神经错乱中自杀身亡了。在迦尔洵之死的强烈刺激下,契诃夫写作了短篇小说《神经错乱》(1889),小说主人公瓦西里耶夫“觉着这个生疏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在追他,打他,拿下流话骂他似的”。这痛苦当然也是属于迦尔洵的,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契诃夫本人的。

继《草原》之后,1889年契诃夫创作了又一个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

小说的副标题是“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这个“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他六十三岁了,很快就要死去,整个小说就是这位老教授的自白,而且是痛苦的自白。

对于契诃夫的人物,我们的观察点不是在于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而是看看这个人物是不是在“痛苦”着。凡是痛苦着的人物,一定是深得契诃夫同情与好感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就是这样一个痛苦着的人物。

这位老教授原本以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学生爱戴的教授,我交了些好朋友,享受了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好文章。”

然而,经过了晚年的深刻反思之后,教授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我活过的六十二年的岁月,只应该算是白白地流走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小说主人公在最后给出了终极的答案:

“……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这是一个行将入木之前的老教授的顿悟,他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事物,这是一个濒于死亡的人的“新生”。所以接下来有了老教授的可以乐观主义地直面死神的自白: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脱离具有这姓名本人而独立生活着才存在的。……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

《没有意思的故事》发表后,有人把小说中老教授的观点等同于契诃夫的观点,契诃夫曾表态说:“如果我给您提供教授的思想,那就请您别在其中寻找契诃夫的思想。”

然而,我们从老教授的有些思想里毕竟还是能窥见契诃夫本人的思想,如: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

因为,契诃夫自己就曾表达过“希望人们像爱普通人那样地爱我们”的愿望。

契诃夫(左)与托尔斯泰(右)

1890年后的契诃夫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其作品可以不加选择地拿来阅读。

1890年是契诃夫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年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实现了穿行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考察的壮举。萨哈林岛是流放犯人的聚居处,契诃夫在这个岛上住了三个多月,遍访了所有的岛上居民。

与萨哈林岛之行直接有关的小说有四篇:《古塞夫》(1890)、《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凶杀》(1895)。

《古塞夫》的创作缘起于契诃夫坐海船归国途中的一次触目惊心的见闻——船上死去的两个人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海船在锡兰停靠后,契诃夫便写了《古塞夫》,写的就是两个善良的俄国人——古塞夫和巴维尔·伊凡内奇在海轮上病死后,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这当儿,海面上,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边,浮云堆叠起来,有的像是凯旋门,有的像是狮子,有的像是剪刀……”

《在流放中》写两个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一个年纪较大的叫谢敏,一个谁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轻的鞑靼人。谢敏随遇而安,常说“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连在西伯利亚人也有幸福”。年轻的鞑靼人却还眷恋着故乡明月和爱妻,他最后走到谢敏面前,用夹着鞑靼腔的俄国话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不用说,契诃夫的同情是在这个年轻的鞑靼人一边。

《凶杀》是契诃夫的一个更为深思熟虑的小说,他想用这篇小说来描摹一个他在萨哈林岛上看到的流放犯人的“犯罪史”。亚科甫当年因一时情绪失控杀死了弟弟马特威之后,被流放到了萨哈林岛。小说的尾声就是萨哈林岛上的“杀人犯”亚科甫的内心独白:“他思念家乡,把心都想痛了,他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家乡去,……一心想没有痛苦地生活下去,哪怕只活一天也好。”

但萨哈林岛之行的最大收获,还是《第六病室》。从这个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就可以断定这个小说的社会价值。

作家列斯科夫(1831—1895)读过小说叹息道:“这就是俄罗斯!”

少年列宁读了后感觉到他“自己也仿佛被关在这第六病室了!”

半个世纪之后,作家爱伦堡(1891—1967)重读《第六病室》后“就想到了契诃夫到萨哈林岛的旅行”。

《第六病室》能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的这声控诉:“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

这也如同被当作“疯子”关在“第六病室”里的伊凡·格罗莫夫所说的:“让这个社会看清它自己,并为它自己感到害怕。”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一篇最有震撼力的惊世之作。

1892年春天,契诃夫移居梅里霍沃,一连过了六年的乡居生活。“梅里霍沃时期”也是契诃夫创作的丰收期,单是小说,就有如下一些名篇,如《第六病室》(1892)、《匿名者的故事》(1893)、《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1893)、《大学生》(1894)、《文学教师》(1894)、《黑修士》(1894)、《洛希尔的提琴》(1894)、《三年》(1895)、《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凶杀》(1895)、《阿莉阿德娜》(1895)、《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一生》(1896)、《农民》(1897)、《在故乡》(1897)、《在大车上》(1897)。

契诃夫的研究界有这样一个看法:契诃夫1892年前的作品可以有选择地读,1892年后的作品就可“照单全收”,一个不漏地读了。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移居梅里霍沃之后,契诃夫才真正接触到了农村与农民。为农民义务看病,成了契诃夫的一个生活内容。可以说,如果没有在梅里霍沃接近农民的生活经历,就未必会有《农民》这篇小说的问世。而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也读懂了契诃夫为农民请命的悲悯情怀: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下清净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脑袋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使人逃也逃不脱、躲又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

一说到契诃夫“梅里霍沃时期”的创作,研究者们都要提到《黑修士》,因为大家都觉得小说开头一节关于彼索茨基家花园的描写便是梅里霍沃庄园的景象:“……在这种地方,人总会生出一种恨不得坐下来,写一篇叙事诗的情绪……像这样好看的蔷薇、百合、茶花,像这样五颜六色的郁金香……总之,像彼索茨基家里这样丰富的花卉,柯甫陵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见识过。”

《黑修士》是篇在解读上众说纷纭的小说。我们倒不妨重温一下契诃夫本人的说法。契诃夫在私人书信中有三处说到过《黑修士》。一次是说他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害了自大狂的年轻人”,一次是说“这是一篇医学小说……其中写的是自大狂”,还有一次是说他曾在梦中见到“一个修士在田野上飘然而过”。

契诃夫分明是对自命不凡的“自大狂”不以为然的,小说分明写了“天才”的幻灭,黑修士最后用调侃的语言来评价濒死的柯甫陵的“幻灭”:“他那衰弱的人的肉体已经失去平衡,不能再充当天才的外壳了。”

而对“自大狂”意识的否定也恰恰反映了契诃夫的民主精神。这种对于人的平等观念在契诃夫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1888年11月末,契诃夫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您和我都喜欢普通人,但人们都喜欢把我们看成是不平凡的人……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作普通人来喜欢。所以我想,要是明天我们在他们眼里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我们……”

十一

1890年后,契诃夫有了情感生活。1895年写的剧本《海鸥》里的女主角妮娜,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契诃夫的恋人米齐诺娃。在小说《阿莉阿德娜》里,照样能看到米齐诺娃的面影。

除了米齐诺娃外,契诃夫与阿维洛娃等女作家也交往密切。契诃夫去世之后,阿维洛娃在她的长篇回忆录《契诃夫在我的生活中》里,甚至公开指认小说《关于爱情》写的就是契诃夫与她的恋情。她的说法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像《关于爱情》这样的小说,也只有在19世纪90年代才可以写得出来,因为那些年,契诃夫正谈着恋爱,正思考着“关于爱情”的问题,所以才有可能在小说的尾声写出这样的“爱情宣言”:

“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但契诃夫写的爱情都没有美满的结果的。在最著名的《带阁楼的房子》里,姐姐莉达硬是把妹妹米修斯和画家的姻缘断送了,最后只留下“米修斯,你在哪里?”这句令人怆然的问话。

当然,《带阁楼的房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还是在莉达与画家就如何“为同胞服务”的争论上。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重温契诃夫在《札记》中记下的一句话:“为公众福利服务的愿望,应该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也不妨想想契诃夫曾为家乡的图书馆捐赠过大量书籍,曾捐助过两所农村小学,曾不间断地为农民无偿看病……

这里我还想特别说一说《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从前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似乎都不太重视这篇小说。但我见到的俄罗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出的两种选本,倒不约而同地收进了这篇小说。

这个契诃夫小说的篇名虽是两个男人的名字,但让人揪心的是两个女人——索菲娅和奥丽娅的命运。

索菲娅嫁给了大沃洛嘉自以为很幸福,但其实她一点也不幸福。与她有过恋情的小沃洛嘉也不能给她幸福。

奥丽娅不相信尘世的幸福,遁入空门,当了修女。

小说的故事结尾就是这两个女人的生活结局——索菲娅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修道院,向奥丽娅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奥丽娅呢,总是机械地对她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都会过去的。

这一篇富于心理刻画深度的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实际上未必是个幸福的人。

十二

契诃夫讲过这样的创作体会,大意是说,如果他描写一些阴暗的场景,他的情绪反倒是爽朗的。《挂在脖子上的安娜》曲尽旧俄官场阿谀奉迎的丑态,但从契诃夫对于那些丑陋的官场人物的描写中,却可以看出他极尽讽刺艺术手段的快意。

契诃夫是这样向读者展示了那位安娜勋章获得者的“嘴脸”:“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肉,那块肉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蛋上去。”

用“脚后跟”来比喻此公的“下巴”,用“果冻”来形容他的“肥脸蛋”,这何等鲜明!

而对于一位大官的太太,契诃夫也没有笔下留情:“那女人的下半截脸大得不成比例,看上去倒好像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据阿维洛娃回忆,契诃夫曾说过“形象能创造思想”的话。小说《套中人》就是“形象创造思想”的实例。那个名叫别里科夫的希腊文教员,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穿上套鞋,带上雨伞。他的口头禅是:“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

“套子”是个象征,象征着一切束缚着人的自由表达的枷锁。别里科夫不仅自己被束缚在这个可怕的“套子”里,他还要把它拿来束缚周围的人。

小说是以别里科夫之死告终的,契诃夫把“套中人”之死与自由之生机联系到了一起,唱起了自由之歌——

“啊嘿,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契诃夫常常提及“自由”的话题,他认为“人世间没有比自由更大的恩惠”(《匿名者的故事》),这个思想也通过“套中人”的形象而强烈地表达了出来。

契诃夫笔下的他所同情的人物,对自由都怀有期望的。《三年》的主人公拉普捷夫有过这样的心理活动:“对自由的预感使他的心甜蜜地收紧,他快活地笑着,暗自想象那会是一种多么美妙而富于诗意的,也许甚至神圣的生活。”

但小说中一句最能代表契诃夫心声的话,可能是由拉普捷夫的朋友亚尔采夫说出来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最伟大的胜利的前夜,我一心想活到那个时候,亲身参与那个胜利。”

《三年》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写一对夫妻婚后三年的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也许还能再活三十年,那将有些什么事情等着他们呢?契诃夫最后用一句俄罗斯谚语给这个小说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活下去总会看见的。”

我对《三年》感兴趣,还因为契诃夫在创作这个小说的过程中,非常执着地运用了象征手法。

拉普捷夫与尤丽雅的姻缘是由一把阳伞引起的。尤丽雅将一把阳伞丢在拉普捷夫姐姐家了,姐姐让他把阳伞送到尤丽雅家去。拉普捷夫回到家里,“拿过伞来,贪婪地吻它……打开伞,让它罩住他的头顶,他觉得四周甚至散发出幸福的气息”。

第二天,拉普捷夫“拿起阳伞,心情十分激动,驾着爱情的翅膀飞出去了”。他到了尤丽雅的家,向她求婚,还请求对方把这伞送他留作纪念。

这是小说故事情节的缘起。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两人的并不和谐的婚姻生活已经延续到了第三个年头,这把阳伞再一次出现:

“幸福是没有的。我从来也没有过幸福……不过,我这辈子也幸福过一次,就是那天夜里我打着你的伞坐着的时候……”他回转身对着他的妻子,问道,“那时候我爱上了你,我记得我通宵打着伞坐那儿,感到非常幸福。”

书房里那些书柜旁边放着一个红木镶青铜的五斗橱,是拉普捷夫用来保存各种用不着的东西的,其中就有那把伞。他把它拿出来,递给他妻子。

“就是这把伞。”

尤丽雅对这把伞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她说,“那次你对我表白爱情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把伞。”她看出他要走了,就说:“要是可能的话,请你早点回来。你不在,我闷得慌。”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久久地瞧着那把伞。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高尔基说的一句话:契诃夫“将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深思熟虑与激动人心的象征”。

契诃夫

十三

中篇小说《我的一生》问世时的社会反响要更大一些。契诃夫的女友米齐诺娃从巴黎来信对契诃夫说,巴黎的一些俄国侨民说起契诃夫,“都视若神明,尤其是读了《我的一生》之后!他们问我您有什么信仰,我只能稍微答上几句,至于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无言以对了”。

的确,《我的一生》里存有可以理解为宣扬“劳工神圣”的思想,小说主人公不在衙门供职而当了一个油漆工人,并为此而自豪,小说里还有一些高声谴责城市社会生活的“过激言论”,如:

“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隐忍的、慢性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什么活着……他们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像痛恨敌人一样。”

“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贡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有点生气的、稍稍发出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

但《我的一生》的最后一章还是出现了乐观主义的调子:“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都会影响现在的、将来的生活。”

契诃夫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新别墅》(1899)里,怀着忧伤,写了一个农民们不能与“新别墅”的主人——工程师夫妇和睦相处的故事。

“他们想: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达理,敬畏上帝,叶连娜·伊凡诺芙娜也安分,心好,温和,谁看见她那模样都会觉得可怜,然而为什么他们处不来,分手的时候像仇人似的?”

契诃夫不赞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他写《决斗》就是希望那两个性格与人生观迥异的知识分子不要发生“决斗”。小说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发出如下的呼吁:“为什么他恨拉耶甫斯基,拉耶甫斯基也恨他呢?为什么他们要决斗呢?”“如果我们没有从小被安乐的生活环境和周围的上流人物惯坏;那么,他们会多么友好,多么乐于原谅对方的缺点,多么珍视彼此的优点啊。”

拉耶甫斯基和动物学家冯·柯连放弃“决斗”,相视一笑泯恩仇之后,终于想到:“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错误、生活的烦闷把他们抛回来,然而渴求真理的心情和顽强的意志又促使他们不断前进。”

要说对于“学说”的信仰,那么契诃夫倒是说过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过浓厚兴趣。这也支撑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

十四

2004年,以色列一家剧院以舞台剧《安魂曲》参加北京的契诃夫戏剧节,引起了首都戏剧界的不小震撼。

《安魂曲》由契诃夫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洛希尔的提琴》(1894)、《在峡谷里》(1900)和《苦恼》(1886)。

《洛希尔的提琴》的小说主人公棺材匠亚科甫,一辈子过着糊里糊涂的生活,直到老伴玛尔法要死了,他才想到在四五十年前他和玛尔法曾经在一条河边幽会过,河岸上还有一棵柳树,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天问式的质疑:“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好好生活,避免这些损失呢?请问,为什么人们把桦树和松林砍掉?为什么牧场白白荒芜?为什么人们老是做些恰恰不该做的事?为什么亚科甫这一辈子老是骂人、发脾气、捏着拳头要打人,欺侮自己的妻子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呢?”

《洛希尔的提琴》写了一个麻木的灵魂的开始苏醒,而灵魂苏醒的一个征兆,恰恰是他几十年后再一次坐到那条曾经一起和妻子坐过的河边:“他就在这棵柳树底下坐下来,开始回想……在他的一生中,最近四五十年以来,他一次也没有到这条河边来过……要知道,这是条相当大的河,并非不值一提的小河……”

进入《安魂曲》情节脉络的,还有《在峡谷里》的第八节,就是丽芭抱着死去的孩子从医院出来赶路的情景,天上朗月当空,“她瞧着天空,心想:现在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间飘荡,不再想到母亲了?”

在路上丽芭还遇到了一个圣人般的老者,他安慰丽芭说:“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顶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有好日子,有坏日子,什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

高尔基非常称赏《在峡谷里》,他在《评〈在峡谷里〉》一文中写道:“契诃夫谛视着生活和我们的悲痛,开始时被我们生活的芜杂和混乱所烦扰,和我们一起呻吟了,叹息了;现在,他站得更高,拥有了自己的感想,他像反射镜一样,把我们生活的一切光线、一切色彩都收集在它里面,把一切坏日子和好日子都加以思考。”

高尔基说得好,契诃夫“把我们生活的一切光线、一切色彩都收集在它里面”了。

再举一个细节:小说里写到乡公所装了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这就是俄罗斯的现代化初级阶段的真实写照。

以色列的《安魂曲》一剧最后以契诃夫的小说《苦恼》的结尾作结:马车夫把丧子之痛一古脑儿地诉说给小母马听!

十五

契诃夫能极其敏锐地发现生活中的庸俗。他1898年问世的两个出名的小说《醋栗》《姚尼奇》,就给两个“幸福的庸人”画了像。

《醋栗》的主要内容,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向两个朋友讲述他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如何从一个有为青年变成了一个无聊庸人。

尼古拉·伊凡内奇的蜕变是从他萌生攒钱购置田庄的念想开始的。为了实现这个“人生理想”,他节衣缩食、财迷心窍,娶了一个既老且丑的婆娘。后来他终于实现了在自己的田庄上栽种醋栗的心愿,而且终于有一天吃上了他心仪已久的醋栗。契诃夫是这样描写他志满意得地吞食醋栗的这一幕的:

“尼古拉·伊凡内奇笑起来,默默地瞧了一会儿醋栗,眼泪汪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拈起一个果子放进嘴里,瞧着我,露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玩具后的得意神情,说:多么好吃啊!”

契诃夫以为这种庸俗的幸福感“是一种普遍的麻木病”,他希望在“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不住地敲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

契诃夫就是这样一个拿着小锤子“不住地敲门”警示天下的人。

《姚尼奇》的主人公是德米特里·姚尼奇·斯达尔采夫医生,刚刚奉派来一个地方做医生,原本也是朝气勃勃的,还爱上了地方上一个能弹钢琴的叶卡捷丽娜小姐。可是过去了四年之后,他就面目全非了。

而斯达尔采夫发生蜕变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迷恋上了金钱。“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牌’,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染成嗜好的:每到傍晚,他总愿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细细地清点……等到凑满好几百,他就拿到互助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久别的叶卡捷丽娜回来了,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但“斯达尔采夫想起晚上常常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的那团火就灭了”。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尼古拉·伊凡内奇和斯达尔采夫,是两个由于对于物质的畸形追求而掏空了灵魂的文学人物。契诃夫在1895年创作剧本《海鸥》的时候,就提出了让“物质与精神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的人生理想。契诃夫用他的创作不断地在提醒人们:要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十六

“物质压迫精神”的题旨,同时也延伸到了两个以工厂为情节发生地的小说《女人的王国》(1894)和《出诊》(1898)里。

《女人的王国》里的工厂主安娜·阿基莫芙娜常常心神不定、烦恼重重:“……明天呢,一整天会有许多人来拜访,请托种种事情;到后天,工厂里包管会出事——什么人挨了打,或者什么人灌下太多的伏特卡,醉死了,她只好让良心的痛苦煎熬着……”

是这个拥有两千工人的工厂主的身份,使这位年方二十六岁的女人,不能像其他的女人那样过正常的生活。

《出诊》里女主人公丽莎的痛苦是更加深蕴的。这个二十岁的五座厂房的继承人,得了个服用药物无济于事的怪病,丽莎自己也若有所悟,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不过烦闷、害怕罢了,因为处在我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没别的办法的。”

善解人意的柯罗辽夫医生也已经看出是“财产”造成了她的不幸,便对她说:“你尽管是工厂主人,又是继承一大笔财产的人,却并不满足;你不相信你有做工厂主人、继承财产的权利;于是现在呢,你睡不着觉了。比起你满足、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满意来,这样当然好得多。你睡不着,这倒显得你高人一等;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

经过医生这番开导,丽莎的心态和情绪出现了转机。契诃夫很含蓄地描写了丽莎的新的精神觉醒状态。

第二天早晨,柯罗辽夫医生要坐马车回莫斯科了,丽莎也站在台阶上给他送行。“丽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长衫,好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

与这两个小说的内容相接近的还有《在故乡》(1897)。

《在故乡》的女主人公薇拉是一个地主庄园的继承人。庄园旁边有一家工厂。无论是庄园还是工厂都不能在精神上满足她的需求。薇拉想反抗这种乏味的生活,也想拒绝工厂里的一位性情古怪的医生的追求。但最后她还是不得不与这个生活现实妥协,她索性把眼前的现实生活看成是“她注定要过的真实生活,她不再希望更好的生活了……要知道,更好的生活是没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幻想、音乐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

在这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觉察到契诃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冷峻的目光。

小说收尾的一句是:“一个月之后,薇拉已经住在工厂里了。”读者们该为薇拉今后的命运担忧了。

童道明戏剧《爱恋·契诃夫》剧照

十七

契诃夫最讨厌有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作家蒲宁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契诃夫的一席话:“我算什么‘忧郁’的人?我算什么‘冷血’的人?批评家们都是这样称呼我的,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最喜爱的短篇小说就是《大学生》。”

于是,一个篇幅相当短小的短篇小说《大学生》(1894)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个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两个目不识丁的村妇听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伊凡讲《圣经》故事,她们听了一千九百年前耶稣受难的遭遇流下了眼泪。这好像是个无关宏旨的生活即景,但契诃夫却把这看成是人类的连绵不断的精神传承的证明。因此他让这个原本精神有些抑郁的大学生,在见到了她们的眼泪之后,受到了启发与鼓舞,产生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由此想到“过去与现代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过去曾经“指导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

这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

《大学生》的主人公是神学院的大学生伊凡,《主教》(1902)的主人公则是个年轻主教彼得。契诃夫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他晚年的两个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的主人公却都是宗教界人士。有研究者认为这也许涉及到契诃夫的童年记忆,那时他常常跟着父亲去教堂唱圣歌。《主教》一开头就写了一场有圣歌合唱的晚祷仪式。

主教彼得是个宗教界的杰出人才,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就担任修士大司祭了。但他身体不好,终于不起。小说最后就写到了他的死亡,但契诃夫把这个死亡赋予了一丝浪漫主义的色彩——“他呢,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明白了,只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在田野上兴高采烈而且很快地走着,手里的拐杖敲打着地面,头顶上是广阔的天空,阳光普照,他现在自由了,像鸟一样爱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了!”

而主教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是复活节。“城里有四十二座教堂和六个修道院,洪亮欢畅的钟声从早到晚在城市上空响个不停,激荡着春天的空气,鸟雀齐鸣,太阳灿烂地照耀。”

《主教》以前并不十分受人重视,后来才逐渐被人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确可以从这篇小说中体察到契诃夫本人的人生体验。契诃夫写完《主教》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可以想见,契诃夫在《主教》中写下的对于死亡的非常达观甚至可以说是潇洒的文字,也可以视为契诃夫的“自祭文”。我们知道,契诃夫是喝了一杯香槟酒之后安详地停止呼吸的,他夫人形容说“像婴儿一样地睡着了”。

十八

1897年春,契诃夫大口咳血,肺结核病发展到了晚期,医生关照他务必到南方过冬,1898年契诃夫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购地盖房。1899年秋天,雅尔塔的“白色别墅”落成,契诃夫便在那里写作了以海滨城市雅尔塔为主要情节发生地的小说《牵小狗的女人》。这无疑是契诃夫的一篇力作,也是特别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小说。

契诃夫式的“简洁”在这篇小说里发挥到了极致。按它的情节容量是可以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的,但契诃夫把它们浓缩到了一个短篇小说里,两个男女主人公的前史完全交给了读者的想象去填补。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很难得地写了一个两情相悦的爱情。但笔墨不是用在对男情女爱的直观的描写上,而是着力开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正相爱之后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觉醒。

当然,可能也有契诃夫本人的人生体验的投影。小说写于1899年,这时契诃夫已与后来的妻子克尼碧尔一见钟情。这时,有病在身的契诃夫也已经有了年华老去的自我感觉。因此,我想,当契诃夫在小说里写到“只是到了现在,当他的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作者在给他的小说主人公古罗夫作心理揭示,同时可能也是作者“从自我出发”的一声叹息。

古罗夫原本是想到雅尔塔去寻找短暂“浪漫史”的,哪知他一遇到安娜便真的相爱了,而且这个爱情把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古罗夫回到莫斯科后,原以为过上一个月,安娜在他的记忆里会模糊的,哪知一个多月后,好像他只是在昨天才与安娜分了手。走在莫斯科街头,他会扫视过往的女人,想看看有没有一个长得像安娜的……

而且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他在雅尔塔的爱情经历说给人们听。于是有一天夜里,他从俱乐部走出来,便忍不住对人说:“如果您能知道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位多么迷人的女人!”

小说里有两段“抒情插话”值得玩味与遐想。

一段对应着在奥林安达男女主人公坐在长椅上俯瞰大海时的情境与心境:

“透过晨雾,雅尔塔隐约可见,在高高的山顶上,飘着朵朵白云,静止不动。树上的叶子也不摇动,蝉声阵阵,而从岸底传来的单调的、低沉的海涛声,在诉说寂静,和等待着我们的永续的长梦。当这个海边还没有雅尔塔和奥林安达的时候,大海就在喧哗,现在它还在喧哗,而当我们已经不在人间的时候,大海照样还会发出喧哗的声响,淡漠而低沉。而在这种永恒不变中,在这种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死的冷漠之中,也许正蕴藏着我们的永恒救赎的保证,人类生活的不断前进与不断完善的保证……”

在这里,契诃夫拓展了曾在《大学生》中阐发过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想象。

另一段“抒情插话”在小说的最后一节,古罗夫送女儿上学,送完女儿上学就要去一家旅馆和安娜幽会。契诃夫是这样来论述人过着双重生活的无奈的:

“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谁都能看到和知道的,只要他有这个兴趣。这种生活充满着约定俗成的真实和虚假。另一种生活是在暗中流淌着的。由于机缘的奇异巧合,一切在他是重要的,有意味的,必不可少的,他真心感应的,没有欺骗自己的,因而构成了他的生命之核的,都是要避人耳目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别人,便不再相信自己眼见的东西,而永远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护下,犹如在黑夜的掩护下,过着他们的真正的、最有意味的生活。”

这已经接近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旨——人与面具的冲突。

的确是这样,契诃夫尽管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意识是属于20—21世纪的。所以我们能把契诃夫看成是一个很亲近的经典作家。

十九

1892年11月25日,契诃夫给苏沃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请您回忆一下,所有让我们陶醉的、被我们称之为不朽的作家,或者就是我们认为的优秀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有一个前进的方向,而且能召唤着您朝那个方向前行。”

契诃夫就是这样“有一个前进的方向,而且能召唤着您朝那个方向前行”的作家。

朝哪个方向前行呢?到了契诃夫写作的最后的作品中,我们终于看清了那个方向。

契诃夫写的最后一个剧本是《樱桃园》(1903)。剧本里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说:“人类在走向最崇高的真理,在向地球上可能存在的最崇高的幸福前进,而我置身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当樱桃园已经出售,人们纷纷与这个旧的房子告别时,也是这两个年轻人说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

安尼雅永别了,旧的房子!永别了,旧的生活!

特罗菲莫夫新生活,你好!……(与安尼雅一起离去)

契诃夫写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未婚妻》(《新娘》1903)。这个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年轻的未婚妻娜嘉,最后也是离家出走,在内心深处也是喊着“永别了,旧的房子!永别了,旧的生活!”

小说里是这样写的:

“娜嘉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跶,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篱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生长出来。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

小说以娜嘉的最终出走结束: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前俄罗斯的有些研究者曾言之凿凿地说娜嘉是要去参加革命的。因为1905年、1917年俄国都发生了革命。

这样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契诃夫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时在她(即娜嘉)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那“新生活”还是朦朦胧胧的,但一定是美好的。1940年,丹钦科重排《三姐妹》,说此剧的主题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契诃夫的创作或隐或现地传达着这样一种“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也是契诃夫能打动世世代代的读者的原因所在。

二十

在契诃夫生前与死后,有很多评论他创作的人,地位最高、分量最重的当然是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不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就如同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但托翁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有极高的评价,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认为俄国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论小说写作的技巧都不及契诃夫。

托尔斯泰喜爱契诃夫小说有个生动的事例。《宝贝儿》(1899)发表之后,托尔斯泰将它如获至宝,一再地当着家人和客人朗读这篇小说,还写文章赞美,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以无限的爱去爱未来的人”。

在契诃夫去世的第十三天,托尔斯泰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他对死者的概括性的评价:

“契诃夫是一位无可比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优长是,它不仅能让每个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而且也能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亲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而这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借助这个真诚,他创造了新的,在我看来是对全世界都是全新的文学形式……我重复说一遍,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形式,丢掉一切虚假的谦虚,我要说,就技术而言,他契诃夫高于我,他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契诃夫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我们还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真诚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的人,可爱的人……”

托尔斯泰这一席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小说形式。

二,契诃夫的创作特点是与契诃夫的人格特征有关联的。

爱伦堡1960年写的《重读契诃夫》一书中,也指出契诃夫的“简洁”风格是与契诃夫的“谦虚”性格相契合的。

这一点与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是一致的。

什么是契诃夫的与他的“真诚”品性相契合的文学新特质呢?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说“我最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俄罗斯式的童真”。

我们的王元化先生在《莎剧解读·序》里,用“功夫深处却平夷”这句古诗来形容契诃夫风格的妙处,他认为“契诃夫似乎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用在情节的构思上”,说契诃夫作品中“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

美学家王元化对契诃夫创作所作的审美评价,强调了契诃夫的文学创新的审美意义。这和纳博科夫希望大家多读契诃夫作品的呼吁是一致的,也说明了为什么托尔斯泰要说契诃夫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从而也证明了出版《契诃夫小说全集》这样的大书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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